東漢末年，皇權實際上已經瀕于死亡，或者說名存實亡了。

曹操堅持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，重建中央集權制度，改造中央決策機制，建立統一指揮的中央軍隊，加強對各級官吏的監督，強調用人唯才，從而抑制大族勢力的擴張，使魏國不斷強盛起來，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。

1、曹操的霸府與「三省制」雛形

曹操迎漢獻帝都許，是他重建皇權的開始。

這個皇權名義上是東漢的皇權，獻帝是皇帝；實際上卻是曹家的皇權，曹操行使著皇帝權力，只差沒有直接登上皇位。

這里講曹操重建皇權，不僅是說曹操在東漢皇權名存實亡的情況下，重新建立起皇權統治，更重要的是曹操重建的皇權，是包含著對皇權制度的改造與創新。

建安初，曹操任司空、錄尚書事，也就是以宰相控制軍國大權。

史稱：「自都許之后，權歸曹氏，天子總己，百官備員而已。」（《后漢書·董卓列傳》）

袁紹在討伐曹操檄文中攻擊說「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袁紹傳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），并非誣蔑。

獻帝朝廷上的公卿、尚書、侍中等有職無權，可有可無，故《魏志》中除荀彧等數人外少有記載。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復置丞相，當然由曹操擔任。司空只是三公中一員，而丞相則總攬朝政，于曹操控制軍國大政更加名正言順。

這時皇權的實質是，宰相執政，政出霸府，只是名義上仍以獻帝的詔書出現。

從制度層面說，曹操的霸府主要有三個職能。

其一是決策職能。

曹操決策的文書由霸府的記室起草，《后漢書·百官志》載三公僚屬有記室令史，「主上章表報書記」。以曹操的文學修養擇人，當時擔任霸府記室者都是才華橫溢的著名文人。

《三國志·魏志·王粲傳阮瑀附傳》：

「太祖并以（陳）琳、（阮）瑀為司空祭酒，管記室，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」

同傳注引《典略》：

「太祖初征荊州，使璃作書與劉備，及征馬超，又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此二書具存。」

《北堂書鈔·設官部》注引《魏略》亦云：

「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，時太祖適出，瑀隨從，馬上具草。」

與陳琳、阮璃俱典記室的還有路粹，「至（建安）十九年，粹轉為秘書令」。

這里透露出原霸府記室，與建安十八年曹操稱魏公建宗廟社稷，所設秘書監之間的關系，即秘書監是由原記室組建起來的。

而曹操設秘書監，「典尚書奏事；文帝黃初初，改為中書，置監、令，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，右丞孫資為中書令。監、令自此始也」（《晉書·職官志》）。

這就把記室、秘書、和中書省聯系起來了。

其二是行政職能。

霸府設東曹、西曹、法曹、戶曹、倉曹等掾屬，最突出的是東曹典選官事。

《三國志·魏志·毛玠傳》：

「太祖為司空丞相，玠嘗為東曹掾，與崔琰并典選舉。其所舉用，皆清正之士，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，終莫得進。務以儉率人，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，雖貴寵之臣，輿服不敢過度。太祖嘆曰：‘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吾復何為哉！’…大軍還鄴，議所并省。玠請謁不行，時人憚之，咸欲省東曹。乃共白曰：‘舊西曹為上，東曹為次，宜省西曹。’太祖知其情…遂省西曹…魏國初建，為尚書仆射，復典選舉。」

關于西曹的職能，《三國志·魏志·陳群傳》曰：

「屬呂布破，太祖辟群為司空西曹掾屬。時有薦樂安王模、下邳周逵者，太祖辟之。群封還教，以為模、逵穢德，終必敗，太祖不聽。后模、逵皆坐奸宄誅，太祖以謝群。」

東曹典選舉，而西曹所典似乎亦與選舉有關。

所謂「群封還教」，「教」就是曹操所頒布的任命模、逵的「教令」；教令由西曹發出，發出前西曹掾屬加以審核，認為不妥，則加封退還曹操。

魏國初建，即設立尚書省。

尚書省一方面源于東漢尚書台，另一方面則源于曹操霸府的行政職能。

其三是監察職能。

大概在建安初年，時「軍旅勤苦，民心不安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程昱傳孫曉附傳》），易言之，即當時局勢還不明朗，勝負尚難以預料。

為防止軍心、民心浮動，曹操便設置校事以加強對群下的伺察和控制。

《太平御覽·職官部·都尉》引《魏略》曰：

「撫軍都尉，秩比二千石，本校事官。始太祖欲廣耳目，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，洪、達多所陷入，故于時軍中為之語曰：‘不畏曹公，但畏盧洪；盧洪尚可，趙達殺我。’」

曹操設置校事的目的于此可以一見。

不僅如此，在校事以外，曹操還設置刺奸之職，與校事同為監察之司。

《三國志·魏志·孫禮傳》曰：

「太祖平幽州，召為司空軍謀掾。初喪亂時，禮與母相失，同郡馬台求得禮母，禮推家財盡以與台。

又同書《高柔傳》云：

「（柔從兄）高干既降，頃之以并州叛。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，以為刺奸令史。處法允當，獄無留滯，辟為丞相倉曹屬。」

就以上曹操霸府的三項職能而言，曹操設置秘書起草文書，由其草擬詔書，以分尚書台之職權，至曹丕在此基礎上更建立中書省。

這是自秦漢以來中央政治制度的一大創舉。

由于中書省的出現，三省制已經呼之欲出了。

2、如何控制大族豪強武裝？

東漢政權落入董卓之手后，皇權名存實亡。

漢獻帝無寸土及一民一兵，擁有土地、百姓和軍隊的是大族豪強和他們的代表人物如州牧、郡守等。

在兵荒馬亂的年代，軍隊最為重要，沒有軍隊，也就沒有了土地和百姓。

曹操迎漢獻帝都許后，這些州將、郡將們根本不把獻帝放在眼里，擁兵自重、割據自肥。

袁紹跨冀、青、并三州，公孫瓚據幽州，公孫度據遼東，昌布據徐州，張繡據南陽，韓遂、馬騰據雍州，袁術據淮南，劉表據荊州，劉焉據益州，還有孫策據江東。

此外，黃巾軍的余部汝南、潁川何儀、劉辟等，眾各數萬，河東白波帥李樂、韓暹等及平陽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亦各擁眾成千上萬，而擁有小股武裝或筑塢壁自守的宗主豪強則不知有多少。

還應該注意到，大至州將，小至塢主，這些擁兵割據者與他們的部曲、佃客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。

東漢末年以來，失去土地和困于戰爭的農民，去請求大族豪強的保護；大族豪強便在屯塢自守、筑壁相保的過程中，采取軍事建制，部勒他們的族人賓客和佃客，使成為武裝的部曲，這時的私部曲，有時亦稱為家兵，形成一種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。

而小塢主又去依附擁有更大勢力者如郡將、州將等，這是更高一層的依附關系。

于是，這一層層的依附關系迅速發展起來，滲透到一切社會關系中。

從建安元年（196年）到十三年，曹操統一北方走過艱難的歷程。

在削平割據、統一北方的過程中，大族豪強武裝大多歸順曹操。

曹操為籠絡這些大族豪強，也因暫時無力打散和整編他們的軍隊，故仍以他們為將，讓他們統率各自的部曲，這樣做可以避免大族豪強離心，軍隊發生嘩變。

《三國志·魏志·李典傳》：

「典從父乾，有雄氣，合賓客數千家于乘氏。初平中，以眾隨太祖，破黃巾于壽張，又從擊袁術，征徐州…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，典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。」

李乾是帶著私部曲歸附曹操的，乾仍領其兵。乾死，由子整領兵。整死，則由養子李典領兵。李乾帶來的士兵與李氏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的，有稱宗族，有稱部曲。

同書《張遼傳》：

「少為郡吏。漢末，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，召為從事，使將兵詣京都。何進遣詣河北募兵，得千余人。還，進敗，以兵屬董卓。卓敗，以兵屬呂布…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眾降，拜中郎將。」

為有效地控制建立在依附關系基礎上的大族豪強武裝，為適應征伐戰爭的需要，都督制應運而生。

3、都督制的創建

建安二年，曹操派遣鐘繇「督關中諸軍」，企圖控制關中馬騰、韓遂等。

《三國志·魏志·鐘繇傳》稱：

「時關中諸將馬騰、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，太祖方有事山東，以關右為憂、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，持節都督關中諸軍，委之以后事，特使不拘科制。繇至長安，移書騰、遂等，為陳禍福，騰、遂各遣子入侍。」

這是有關曹操任命都督的最早記載，此事又見同書《衛覬傳》注引《魏書》：

「是歲關西諸將，外雖懷附，內未可信。司隸校尉鐘繇求以三千兵入關，外托討張魯，內以脅取質任。」

由此可知，是時馬騰、韓遂名義上歸附曹操，實際上并不聽命于曹操。

雖然這都督只是名義上的，鐘繇所能做到的只是「脅取質任」，而不可能直接指揮這兩支軍隊。

因為歸順的大族豪強軍隊的兵力往往不多，當數支軍隊聯合作戰時，必須有人統一指揮。

上引《李典傳》又說：

「遣破虜將軍，與張遼、樂進屯合肥，孫權率眾圍之，遼欲奉教出戰。進、典、遼皆素不睦，遼恐其不從，典慨然曰：‘此國家大事，顧君計何如耳，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！」

這就是說，這幾支互不統屬的軍隊共同作戰，即便張遼奉有曹操教命，但仍恐諸將不從，既然不能對各領私部曲的各支軍隊進行重新整編，那就必須任命一個臨時的主帥來統一指揮。

于是，我們看到這樣的例子：

建安十六年，「太祖討馬超，以（曹）仁行安西將軍，督諸將拒潼關，破超渭南。蘇伯、田銀反，以仁行驍騎將軍，都督七軍討銀等，破之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曹仁傳》）。

建安二十一年，夏侯惇「從征孫權還，使惇都督二十六軍，留居巢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夏侯惇傳》）。

這是曹操任命的兩種類型的都督，其共同點是，無論是曹仁還是夏侯惇，都是統一指揮多支軍隊的統帥；其不同點是，曹仁指揮作戰，而夏侯惇指揮戍守。

這就是說，由互不統屬的軍隊參加同一戰役或駐守同一防區時，曹操臨時指定一名將領為統帥，這個統帥叫都督。

關于都督制的淵源，史家以漢光武置督軍御史，或以漢順帝遣馮赦督揚、徐二州軍事作為都督制的起源，從形式上看固然不無道理，但究其實都督制乃是建安年間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，是依附關系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。

東漢初、中期因戰爭需要也偶有都督之稱，但終于沒有形成制度，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總之，曹操為加強對地方和軍隊的控制，逐漸設立都督。

起初以鐘繇、程昱、荀衍、杜襲等都督州郡，管理地方軍務；后又在諸軍之上任命都督，統領諸軍和協調諸軍事務，這當是都督諸軍事名稱的來源。

4、為何創建都督制？

都督制是適應建安年間中央與地方、中央與軍隊的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。

尤其在統一北方之后，曹魏的防務極為繁重。東面青、徐、揚、荊一帶與孫吳毗鄰，西面雍、涼地區與蜀漢交界，北面幽州還要防御烏桓鮮卑，于是，曹魏以州或地區為單位，布置眾多兵力長期駐屯。

而為了有效地統轄和指揮這眾多的軍隊，便需任命都督加以統領，這就是後來西晉羊祜所說的「昔魏武置都督，類皆與州相近」（《晉書·羊祜傳》）。

如上所說，當時御史猶冠以督軍之名，那麼，曹操為什麼不使用御史督軍，而要另外任命都督呢？

原因有三：

其一，御史台是東漢朝廷機構，對曹操來說，自己統率的大軍卻要由隸屬朝廷的御史去當督軍，即使軍權不旁落，指揮起來也很不方便。其二，御史台既然屬于東漢朝廷，其實是徒有虛名的機構，以至于後來魏文帝曹丕和許多朝官竟不認識御史官。如此機構豈能承擔起督軍的重任！其三，御史督軍，責任是監督將領，以當時的御史台官去充當統領豪強武裝的角色，亦難以勝任。

在都督制的肇始階段，都督作為中央官，都督所部的軍隊則是中央軍。因此，這個變化是由大族豪強武裝向中央軍轉化，由隸屬私人的家兵、部曲向隸屬國家的士兵轉化，有利于抑制地方勢力，加強中央集權。

改造大族豪強的軍隊與加強中央對軍隊的直接控制，這就是都督制設立的意義所在。

當然，對于設置都督這樣的重大舉措，曹操不能無所顧忌。

不設都督，不足以控制駕馭一個州或一個地區范圍內的多支軍隊，難以應付邊境大規模攻防戰爭的需要；設置都督，賦予都督統領數萬大軍的權力，又容易形成鞭長莫及、尾大不掉之局，這大概是終曹操之世都督制未正式定型的緣故。

5、「唯才是舉」的背后

曹操以知人善用著稱，不拘一格、不問門第提拔使用人才，拔于禁、樂進「于行陣之間」，即從士兵中提拔；取張遼、徐晃「于亡虜之內」，即從降將中任用；「其余拔出細微，登為牧守者，不可勝數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武帝紀》注引《魏書》）。

後來，他甚而提出只看才不看德的「唯才是舉」的極端方針。在此背景下，他接連頒布三道「求賢令」。

曹操出身寒族，祖父為「閹宦」，雖其父買了個三公做，雖他也從孝廉入仕，歷任洛陽北部尉、頓丘令、議郎等官，但這都改變不了他寒族的身份。

他也曾極力向儒家大族靠攏，想當一個名士。

在《自明本志令》中，他說：

「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，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，欲為一郡守，好作政教，以建立名譽，使世士明知之。

但「贅閹遺丑」像一頂帽子高懸在頭頂上成了曹操的一塊心病。

一生中，他一直受出身問題的困擾。他在統一北方當了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而儒家大族們卻在背后竊竊私語，攻擊他有「不遜之志」。

他憤憤不平地辯駁說：

「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今孤言此，若為自大，欲人言盡，故無諱耳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！」

以他的這種家族背景，他在思想觀點、經濟利益、政治態度諸方面與世家大族截然不同，「他的思想和政策，一般都帶有打擊世家大族的特點」（田余慶《秦漢魏晉史探微》）。

在解讀三令時，如果把三令片面地理解為曹操只要才不要德，那三令就斷無可取之處。

實際上，曹操不是不要德，只是不要儒家大族的所謂德。

曹操認為，儒家大族所秉持的所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德方法，所謂仁孝廉讓已經腐朽，只具虛偽性與欺騙性。

按照儒家大族的金科玉律，有德就有才，那麼他們是天生的有德，而德與才同，德與才合。

東漢以來，所謂的鄉舉里選，就是儒家大族完全壟斷了官更的選舉。

為偽造仁孝廉讓，獲取虛譽，他們不惜弄虛作假，欺騙世人，至于「舉秀才不知書；察孝廉，父別居；寒素清白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」。

曹操的三令，就是要揭露這種道德標準、價值體系的真面目，就是要顛覆德與才同、德與才合的欺世之談，改革原來的選官制度。

所以，陳寅恪認為「故孟德三令，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，實標明其政策所在，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」，真是一語中的之論。

這三令是曹操的政治宣言，不僅宣告對于選舉制度的改革，更是宣告思想意識的革命。可惜因為有的人望文生義，未能理解曹公三令的真諦所在。

（正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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